长富资本配资他是最受海外关注的70后中国作家，他说“伟大的事情要与贫穷为伍”

阿乙在书房里。孙宁伯摄

作家阿乙是最受海外关注的70后中国作家之一，今年是他来北京的第21个年头，在北京这座城市，他经历了写作的锤炼，疾病的考验，更迎来了女儿的诞生。从赣北县城到首都北京，阿乙的人生轨迹发生巨大变化，但他珍爱的书籍从未离他而去，它们随着阿乙一次次迁徙，不断供给能量和营养，让阿乙的文学人生不断丰盈。记者日前来到阿乙家中的书房，进行独家探访。

命运轨迹变了，阅读视野广了

步入阿乙家的客厅，迎面而来就是一个书架，那些图书仿佛精神坐标一样，引领阿乙不断突破自我，踏上新途。

《红与黑》早已被阿乙翻烂了。

法国作家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在书架上丝毫不显眼，书早已被翻得破旧，这本书1996年购于江西瑞昌新华书店，也是阿乙最早读过的文学著作。“天下最自作多情的莫过于我了，总觉得自己不是徐志摩就是于连。” 当年20岁的阿乙在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字迹。而书页上到处是看不清楚字迹的读书感悟之类，很多句子下面画有红线、黑线。

阿乙老家——江西瑞昌街头一景。

那时，阿乙从警校毕业后当上了警察，他还从没想过当作家，但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期许，正如他所言：“ 我有想模仿于连的意识，所以才从江西赣北一个小县城来到北京。”

循序渐进的海量阅读，无意中为阿乙独闯文坛做好了扎实的铺垫。阿乙的书房面积不算大，但书很杂，他喜欢“牛津通识读本”、推崇米塞斯的奥派经济学著作。那些文艺青年耳熟能详的现代主义、存在主义文学巨著，在阿乙书房里都占据C位，如《等待戈多》《万有引力之虹》，以及加缪、萨特的作品，尤奈斯库的戏剧作品等都被他视为珍宝；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、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等，在这里备受重视。

阿乙对自己喜爱的书如数家珍。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路艳霞摄

“如果我自己读的话，就会像如今的大数据算法一样，越读越狭窄。”阿乙说，他当年在县城上班时，总喜欢读历史类的权谋故事。“我只是一个法律专业的大专生，我把读什么书的选择权，交给那些比我懂的人。”

2001年，阿乙开始了网上冲浪，在BBS论坛，他震惊于城市精英群体的见多识广，于是决定辞掉铁饭碗，去外面的世界闯荡。应聘过江西的几家媒体都以落选告终后，他北上应聘《郑州晚报》，最终幸运过关。正是在这家报社，在同事的推荐下，他开始读余华的《活着》等文学书籍。后来在《南方体育》就职期间，从一位同事口中阿乙第一次听说了卡彭铁尔、富恩特斯、科塔萨尔、略萨这些星光闪耀的拉美文学大家的名字，于是他捧起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如饥似渴读了起来……

身后似有双幸运的推手，随着阿乙人生轨迹的变动，他一次次冲进书海中陌生的波涛。他的阅读生态越来越丰富、多元。

2013年，阿乙在位于北京南四环的家中书房。

阿乙2004年来到北京，在《新京报》就职的同时，阅读视野变得更加开阔，不经意间，阿乙心中的文学种子开始生长。32岁，阿乙发表处女作《灰故事》；38岁，阿乙走上职业写作之路……

疾病从未击倒他，但写作态度发生了改变

在阿乙的书房，还有一个特别的角落，这里是阿乙20多年来的文学收获——在国外出版的25本图书被摆放在一起。阿乙说，他最早的长篇小说《下面，我该干些什么》已经出版了十几个语种，目前日文版版权正在洽谈中，德文版今年推出。

阿乙在海外推出的各种外文版图书。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路艳霞摄

而另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《早上九点叫醒我》已经推出英文版、西班牙文版、瑞典文版和意大利文版。面对这些众多的“走出去”图书，阿乙表现低调，他认为自己只是赶上了好时机。

阿乙作品。

在阿乙的文学人生中，他的首部长篇小说《早上九点叫醒你》无疑是刻骨铭心的。2013年，阿乙开始创作这部作品，他说，“所有写作的人其实都有一颗高贵的心，都认为自己应该成为托尔斯泰，成为鲁迅，都想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。”阿乙也不例外，他想一步登顶，结果把自己逼得很紧，每一个标点、每一个字都要一改再改，以至于梦中还在创作。

阿乙在病中也没放弃写作。

阿乙病中坚持参加文学活动。

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，阿乙曾试图靠抽烟、浓茶等外在手段刺激自己的灵感，直到有一天他累倒了，突发剧烈呕吐。他被诊断患上了一种罕见病，肺、肾和免疫系统都出现了问题，终生需要服药治疗。于是，好多年一张浮肿的脸成为他的特别标志。但疾病没有击倒他，与读者交流，参加文学活动，坚持文学创作，阿乙一直在场。

时间是一剂良药，经历过疾病打击的阿乙戒了烟，采取了一种张弛有度的生活方式，并且一直积极用药，让身体保持在可控状态。他的《未婚妻》正是在这种张弛有度的状态下创作出来的，在这部作品中，阿乙以炼字炼句的经典式写作，从情感入手，书写县城的改革开放和流动变迁，由此写出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流动带给青年的命运改变。但阿乙非常清楚，“一旦弦放松了，我写作也就没有那么‘穷凶极恶’了。”他感觉自己已经很难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文学巨匠一样，整天活在虚拟世界里，满脑子想的都是主人公了，甚至预测，或许将来很有可能难以写出长篇大作了。

阿乙和女儿。

不单是因为疾病改变了写作状态，也因为阿乙当爸爸了，他的女儿刚刚一岁多，聪颖又可爱。阿乙说，刚开始和女儿在一起会心不在焉，但是和女儿相依相伴的时间长了，他发觉已经越来越把自己让渡出去了——心变得更细，担心女儿会不会打开燃气灶，会不会不小心触碰电源……他也对自己的健康和身体更加重视，深知女儿一生的幸福和父亲这个角色的存在联系紧密。

不再执着于某一个声誉上的高峰，他和朋友一起到中国书店淘书，一起纵论文坛那些事，在那样的瞬间，他觉得自己拥有了古代文人的雅趣。他游走在大街小巷，感受着实实在在的烟火气，化身为波德莱尔在文学中塑造的“旁观者”。阿乙珍惜着松散、闲散的日子，他想，这何尝不是在为自己的日后写作积累资粮。

人生需要仪式感，不后悔靠写作谋生

“我学历不高，所以我只能走到写作这条道路上，你看写作这条道路上，容纳了多少的江湖好汉。”阿乙说，自己经历的那场疾病，让他决定从事专职写作，他想试试自己的能量，尽管走的是一着险棋。但他一再强调，他很幸运，遇到了对的人，更有对的时机。

孙宁伯摄

“如果从经济角度来说，我是极不赞成走专职写作这条道路的。”阿乙坦言，可以通过上班或者创业，有些经济积累之后，尝试着写几年，但若想以写作谋生的话，这条路就太艰难了。“走这条路，保证不了你的孩子受到好的教育，保证不了自己过上优雅的生活，甚至能否加得起油都难说。” 阿乙说，写作某种程度上来说，真正的就是要与贫穷为伍，不过，这个世界上很多伟大的事，都是要和贫穷为伍。而他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。

孙宁伯摄

作为写作者，阿乙对于仪式感是如此的看重，收到一本自己写的书，收到朋友寄来的书，对于他来说是珍贵时刻。但就在最近，一位朋友发来一个网址，“他说做了一本新书，但只做电子版。”阿乙很伤心，那些曾经的仪式感正在我们的生活中悄然褪色。

此时此刻，阿乙联想到了死亡这件事。“我现在四五十岁的年纪，正是送葬的主力军。”阿乙说，死者很快被火化、安葬，一个人就这样快速地消失了，“我后来在想，我的死亡也是这样，大部分人死亡也是这样，他生前的那种仪式感为什么不能有呢。”在他看来，捧着一本书，在安静的午后阅读，就充满了仪式感，而人生在世，需要更多这样的仪式感。

阿乙目前还未投身于新作品的创作，他想，能为更多的人制造充满仪式感的时刻，他是幸运的。

记者：路艳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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